花间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积极趋向

赵逸之

花间词人关注着以男女艳情为主体的广泛的社会文化乃至自然文化，抒写着仅属于这个时代的最普泛、最深沉的忧患，勾画出这个时代人们彷徨等待无助无聊莫可奈何的生命生存状态。花间词体的协乐性、表情性和适俗性使之承载起这个时代写作文化的核心，成为晚唐五代上下百年间的时代文学。通过对于花间词写作文化的发掘和审视，我们认为以花间词为代表的曲子词已经成为当时代社会文化思潮最直接最根本的物化形态。杨海明曾说：“词(这儿讲的是文人词)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正是这一时期(晚唐五代和宋)社会生活在人们心理上的特殊‘升华’，是它的‘时代精神’的折光反映。”冷成金亦说：“庶族地主在中唐走向退缩与萧瑟，在晚唐则显示出‘汲汲顾景惟恐不及的’精神状态，时代精神在词中找到了归宿”。也许会有人说词是代言体，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心绪。我们当如此看。一方面无可辩驳的是，词体现出了某种情绪，至于这种情绪到底是时代的歌者还是代言的作者的权且另当别论。二方面，应该说词中情绪体验不可能单纯的是作者或者歌者的。因为一则，作者既为歌者代言，他必要用心体会歌者之心绪，所以此中必有歌者情绪。二则诗歌本质上即作为一种心灵化抒写，那么不管情绪是否在进行代言，它都会折射作者的心绪，故此，我们说词应当是很全面很完整很混沌地体现了歌者、作者乃至听者的心绪，它是整个历史时空情绪及整个时代空气的固化物化。

既然花间词是在这样一种写作文化直控下诞生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对它做出何等价值评判呢？我们以为这个评判首先应该是建立在对花间词写作文化挖掘和审视前提下的，同时更应该是历史的、上下联系的，而非单纯艺术的、割裂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庶几是客观的、公允的。

一、对男女艳情的关注。如前所论，这表明花间词承载了中唐以来生命意识勃兴的社会思潮。汉唐文学乃是政治本体文化折射，而中晚唐的政治危机和城市经济、世俗文化的发展加中国文化政治本体意识的消解，同时也提升了情感—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时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叶燮《百家唐诗序》)事实上，中唐不仅是诗文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当与宋划一期者也’(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由中唐发端至北宋而大成的宋明文化相对于传统的汉唐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文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整个传统文学起到了承前肩后的作用。”作为宋明文化重要载体的宋明文学与前代之不同正是它对于汉唐文学中的政治意识的逐步消解和对于情感—生命本体的逐步确立。因而，我们看到宋明文学，从花间词到宋词，从元杂剧到明传奇，从性灵小品到明清小说，正是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情欲、生命之流，英雄气少儿女情多，而所谓花间词体正是开启了宋明文学之门户也。

二、忧患意识的泛化。如前所论，花间词表现出了极其纯粹的、普泛的、浓烈的忧患意识。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时空的凸现，又是本时代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光。这种集中表现于男女之间的、迷离惝恍的、富贵唯美又精细优雅的、阴柔的忧患意识乃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迈过盛年步入老年所发出的必然的声息，应该说它更助长了宋明文化哲学的怀疑精神，使得宋明文学在彰显情欲的同时超越情欲，从而使之达到前所未有情感深度和思想高度。如果说，花间词的忧患意识还更多地含有对政治的退避情绪，那么到了苏轼，这种忧患意识似乎走到了最远。苏轼不仅是对政治退避，而且要对花间、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生都作退避、质疑。乃至对于退避本身都产生了厌倦和怀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往往只是说说而已，他更多是“人生如梦”的浩叹，苏轼诗文中表现出的对于整个人生、宇宙的空漠感也深深地烙印于他的词作中，往往透出无尽的感伤和虚无。而苏轼文学的这种深度却和花间词体不无关系。从花间词体忧患意识的普泛化抒发到以诗为词隐传对整个人生、社会、历史乃至宇宙的深思、怀疑而致虚无，这既是中唐以来世俗士大夫阶层逐渐在政治上衰落、精神上式微的文学折射，又是曲子词在诗客手中不断丰富、升华的逻辑发展的历史必然，更是中国文化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内敛的结果。苏轼是个奇迹，他的高度、深度、感伤度、文化价值度是和《红楼梦》齐平的。《红楼梦》是宋明文化总体发展的结果，从中唐到《红楼梦》一路感伤、没落下去。而苏轼似乎早出现了几百年，他身上已然隐约有了《红楼梦》的空漠与感伤。他仿佛是太极图中的鱼眼，他以后直至《红楼梦》的历史无非是放大和演绎了从花间到他的历程罢了。所以说，花间词体的出现既是士大夫精神走向式微的一个明确标志，又是对中国文学深化发展的直接促动。

花间词称为诗客曲子词，作为文化精英的诗客们俯就燕乐改造诗体别造词体的努力，而尤其是他们对于世俗文化广泛而深微的关注，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命运的深切忧患，我们看出，花间词所承载的写作文化不仅反映了当世最普遍、最本质意义上人们的生命——生存状况，表征了魏晋以来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在文学中的更为普遍化、世俗化的觉醒，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祈求深化理解自身生命的本能追求和渴念。

因而，我们可以说花间诸家的创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鲜活性和生命性，花间词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积极趋向。